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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人這一輩子難免會有些遺憾，這就是人生。我感恩我生命里遇到的每個人，每段經歷，帶給我溫暖，教會我成長，這些都是我最寶貴的財富。遺憾有，心愿肯定也有，雖然很難，但我愿意嘗試，萬一實現了呢？

——賈會鳳

（點擊視頻觀看賈會鳳阿姨訪談內容）

以下內容根據視頻同期聲編輯，有刪減

賈會鳳

籍貫：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

年齡：57

從事家政工作時間：10年

那些艱苦又難熬的歲月，終叫人懷念

我叫賈會鳳，來自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，今年57歲。

小時候爸爸是工人，母親是家庭婦女，我就出生在這么一個家庭。我是高中畢業，沒有考上大學，因為我高中快到畢業的時候，有人來我們地方上招工，我報了名就走了。那個時候高考還沒有恢復，國家還在提倡上山下鄉，而且必須下鄉滿兩年才能返城高考，說實話，那時的我很害怕下鄉，所以趁著招工的機會就上山了。那一年，我才18歲，做的是林業工作。我記得很清楚，我到林業單位的那一天是1977年3月15號，就這樣參加了工作。

1977年9月，國家粉碎了四人幫，恢復已經停止了10年的高考。我也曾參加了這場考試，但是沒有考上，之后我便一直在林業局工作，直到退休。我們屬于野外單位，女性45周歲退休，男性50歲退休。當然，現在制度已經有所改變，女性50周歲，男性55周歲才達到退休年齡，但是，我在改之前就已經退休了。

我在林業局的時候，最初做的工作就是上山伐木。那個時候還不講究，有的山是間伐，就是有技術工程師給標了號，我們根據標號選擇性進行伐木；有的是“推光頭”，就是由于山里的木材質量不好，需要將整個山的樹全部砍掉，推光以后再造林。雖然是個女孩子，但是那時候年輕，也不覺得苦，反而覺得很快樂。那個時候，人們的思想都很單純，大家都覺得要大公無私、為人民服務。

說實話，和現在相比，當時我們居住的條件確實是艱苦，夏天伐木，我們并不在廠部，住在山上村里農民的家中。我們將農民的房子整個一間都租了下來，打個通鋪，有時候房子大點通鋪人多點，房子小了通鋪人少點。我們女的就在作業點上，五六個、六七個女孩子在一起，男孩子是另外一個房子，也是通鋪，樹林里還有野豬、野雞的，有時候還能碰到蛇，不過那個時候年輕，也不害怕，反而覺得很好玩。上山時我們女孩子就拿個斧頭，男孩子拿個鋸子，將樹鋸成2米、2米4、3米4再打成結，我們稱之為擴枝。然后再拿繩子把它拖到山下，豎起來，垛起來，最后就是一方多少錢再賣出去。

冬天的時候，我們就會回到廠部，點著那個玻璃馬燈，一人一個。那個年代，雖然生活很簡單，但我還是很留戀，也有很多樂趣。比如說那個時候，廠部前頭是碎石，領導說做好人好事，義務地把這塊地給弄平，我們就好多人都在早晨起來以后，自發把這個石頭給揀了，全是義務的、默默無聞地自愿參與。根本不是說我要做這個，讓人們看到，要表揚，要給多少錢。我覺得現在，要想真正找到這種場景是很難的。

一條招工信息，改變了我的人生

我曾經嘗試過自己創業，從事過很多行業，開過服裝店、經營過木材，還開過飯店，飯店倒閉那年，我已經47歲了。雖然我那個時候已經退休了，每月有900塊錢的退休工資可拿，但是我不想就這樣繼續下去，我說從哪里跌倒從哪里爬起來，不能就這樣了。后來，無意中，我在電視上看到了招工信息，北京有招家政的。當然，那個時候招工信息很多，我們地方上也有招別的，地方上的工作工資大約一個月有600塊錢，而北京那個時候最低800。我當時想著，不管多這200也好少這200也好，我選擇到北京打工，還能在北京玩玩，北京是文化名城、首都，是我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地方。別人還特意花錢去，我打工去，住在客戶家，又能掙錢又能玩，簡直一舉兩得。

于是，我就找到勞動局，報了名，通過勞動局買了票，聯系了北京的一個家政公司，直接就對接。我下了火車，站臺上有接站的人，我就跟著那個人到了單位。當天中午，就有客戶來把我給面試上了，我就這樣邁入這個行業。

做家政之前，在家鄉我大大小小是一個老板，整天被人“老板娘老板娘”的喊著，所以來到這之前我就在想，我雇過人，現在換位我要伺候別人，思想首先有一個轉換的過程。我一定要把心態調整好，再難做的家庭我也一定要做滿一個月，絕不做幾天就放棄。我就懷著這種思想，給自己提前做好心理預設，來到北京做了家政。

對于家政公司的好壞，我想我沒有辦法隨便去評判，因為我來到北京就進過兩個家政公司，但是，我覺得我能夠最后認定的就是最好的。我來北京的第一家公司，后來由于改革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，經營方法并不合理，導致阿姨最后都慢慢的流失了。當時，正值阿姨來了在虎坊橋人才市場招聘，我原來的公司就在那附近，所以我就和我的朋友們一起去看了看，并且填了報名表。家政公司通常會收取阿姨一定的服務費，當時其他公司的服務費都是150，而阿姨來了是300，我的朋友們都覺得太高了。但是我并不這么認為，我認為服務費高就說明公司規模大、高端，所以我堅決地來了這里。我記得公司當時有兩個店，崇文門店和工體店，負責招聘的人介紹我到了崇文門店，我到了那里，就被吸引住了。因為我之前的公司是個半地下室，黑壓壓的一片，而阿姨來了公司沒有一家是在地下室，而且還有員工宿舍。所以，我義無反顧地拎著我的旅行箱到了這里。

從事家政行業以來，我還在公司的組織下，參加了很多活動，比如去天津旅游、香港旅游，這些都讓我感覺特別開心，每次我和別人說我們公司組織去香港、去天津的時候，大家都會說：“啊！你們家政公司還有這些服務呀？”這時候，我就會特別自豪的說：“當然，我們家政公司是高端大氣上檔次的，對阿姨也特別好。”

對于雇主，我認為只要能給你正常開工資，能讓你吃飽喝好，能給你個安穩的休息的地方，就是好雇主。別的要求不要太高，因為你出來，你就是為了提供服務，就是為了掙錢。我常常會和朋友說，雖然同樣是做家政工作，但是一個人在不同的雇主家也應該是有差異的。做阿姨也是一份工作，就像是在工廠一樣，雖然阿姨沒有統一的流水線，但是你也要按時按點完成任務。要有足夠的自律精神，只要把你自己做好了，雇主自然不會對你不滿意，如果雇主不滿意了，那就證明你還是沒有做好。

當然，不好的雇主也是存在的。有些雇主對阿姨很苛刻，不僅不按時發工資，甚至還會故意刁難——不給提供好的休息的地方，不允許阿姨吃飽、吃好。雖然我沒有遇到過，但是我聽說過的還是不少，據說有的雇主早上不讓做飯，雇主喝牛奶，只允許阿姨喝前一天晚上剩下的小米粥，然后阿姨也不能炒菜，只有咸菜和一個饅頭。我認為如果偶爾這樣一次還可以，但是如果天天這樣，就有些過分了，這樣的家庭一般阿姨很難待下去。

我也遇到過比較難做的家庭。在原來公司的時候，我曾經遇到過一個雇主，是北京的一個老太太，80多歲，有點健忘，現在的事情記不住，年輕的事記得非常清楚。老人非常喜歡芝麻燒餅，也并不是什么太貴的東西，當時是8毛錢一個，但是老人就是喜歡那個味。有一次，她女兒來看她，給她買了兩個，放在了冰箱里。晚上，老人看電視的時候，感覺餓了，就去冰箱里把燒餅取出來吃了。但是，第二天，她便將這件事給忘記了，這種現象在老年癡呆人群中經常有的。燒餅找不到了就故意問我：“小賈，那個燒餅哪去了？”言外之意就是我偷吃了她的東西，我當然明白她的意思，當時心里很不舒服，但是又不能直說，只能一點點誘導她回憶前一天晚上的事，后來她想起來了。但是，可能礙于面子吧，她也不和我說她已經知道燒餅哪里去了。還好，老人家的兒女很好，我和他們反映這個事，他們說：“阿姨，沒關系的，我媽經常這樣子的，我們家為此已經換了七八個阿姨了，就是我媽的錯，你們都沒錯。”這讓我心里一下子就舒服了很多。所以，遇到這樣的家庭也是可以做的。我在她家做了六個月，直到他大兒媳婦退休，將老人接走照顧。

一場疾病，讓我感受了家政的溫情

2016年，我生了一場大病。2016年5月5日半夜12點多，我突然感覺陣痛，一下子就醒了，醒了以后感覺渾身都疼，是脹疼的那種。還感覺很惡心，想要嘔吐、想上廁所。我就趕快去了衛生間，但是又吐不來，就這樣來回折騰了四趟，最后一趟才吐出來。吐了以后，感覺舒服了一點，但是已經不能睡了，我就靠著靠墊，堅持到了天亮。當時我認為可能不知道哪有點小毛病，白天自己去醫院買點藥就可以了。所以身體不舒服的事情我并沒有和雇主說，早晨6點多，我照常起了床，將日常的工作做好，打發客戶一家上班的上班，上學的上學。期間，雖然我一直感覺陣痛，但是為了不影響他們的正常生活，不讓他們擔心，我就一直忍著沒說。

雇主走了以后，我還要出去買菜。八點半，我就拎著我的菜兜子，步行20分鐘，去了我們那的三元里菜市場。菜市場隔壁有一個社區醫院，我就順便去那里檢查了一下。當時醫生讓我先做個心電圖，之后拿到了結果醫生又建議我抽血化驗，以進一步確診病情。當時我還覺得有些貴，但是也檢查了，結果出來后，醫生說有三項，第一項可以確診我心臟有問題，但是第二項第三項還不太明確，建議我上大醫院做個造影。我對于他的術語并不是很清楚，還和醫生解釋說，我是做家政的，我的雇主明天要去越南，我還得給他在家看家、照顧孩子，所以我沒時間去大醫院，讓醫生給我開點藥吃就可以了。但是醫生說，病情沒有確診之前，不能給我開藥，還是堅持讓我去大醫院檢查。

萬般無奈之下，我就走出了醫院，當時也沒有覺得自己病得有多嚴重，從醫院出來后，我還去菜市場買了三文魚、肉餅，之后又步行回了家。但是身體還是很不舒服，也沒有胃口，后來就搭公交去了望京醫院。當時是中午十二點多，我就掛了急診。我一直非常難受，走路都感覺輕飄飄的，有海綿在彈的那種感覺。在那里醫生看了之后說我已經心梗了，需要馬上住院。我一下子懵了，我沒想到那么嚴重，我還在和醫院解釋自己不能住院，說雇主明天要去越南。醫生說你到這個時候了，還有時間考慮別人的事，心梗、腦梗的嚴重性難道你不知道嗎？難道非要讓我們給你電擊的時候才行嗎？我還在堅持不住院，只拿藥。當時有三個大夫，三個人反復給我做工作，我一看是非住院不可了。

醫生問我有親人嗎，我說兒子在北京，他們就讓我趕緊通知兒子。打電話時我也是有氣無力的，無法將事情、地址敘述清楚。大夫就從我手里將手機接了過去，告訴我兒子：“你媽已經心梗了，馬上到這里來。”之后我就被帶進去了急診室，馬上插上氧氣、呼吸機。這時我反而淡定下來，也躺下了，坐在那里給雇主打電話，說清楚了情況，沒有辦法給孩子做飯了。雇主讓我好好治療，不用擔心孩子的事情了。然后，我又電話通知了公司，讓公司安排接下來的工作，是給雇主換人還是怎么安排。公司同樣告訴我先安心治病，其他的事情就不用操心了。把這兩件事情辦完，我才心安住下院。

在這個期間，醫生建議我做支架，但是當時我不想做，想保守治療。身邊有一個女的在伺候她爸，她對我說她爸當時因為選擇保守治療留下了很多后遺癥，現在住院兩天就已經花了五千塊錢。她也建議我還是做支架，所以我最終還是同意了醫生做支架的建議。一會兒，我兒子就來了，到了之后馬上簽了字，交了住院費，然后就開始了治療。我的雇主也過來了，他們到了不久，醫院救護車就又拉過來一個病人，也是心梗，躺在那就和死人一樣，看著非常嚇人，身旁也沒有一個親人，是社區的人給送來的。我這時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病情的嚴重性。當天下午5點多，我就上了手術臺，手術一共40分鐘就結束了。我的雇主一直和我的兒子一起陪著我，做完了支架回到病房，我反復要求雇主回去她才回去。因為這件事，我的雇主越南也沒有去成，當時她什么費用都交了。后來她還安慰我說：“老賈呀，我正不想去呢，是你給了我一個理由。”我說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，她說：“真的真的。”

周五晚上，雇主又來看我，我說你們都上了一個星期的班了，也不容易，周六就好好在家休息吧，我老公已經從老家趕來，醫院里有我兒子陪著我。周六下午，我老公到了以后就和我商量，現在我身體已經這個樣子了，出院后就回家吧。雖然心里還是有些不甘心，但是也沒有辦法。周日上午，雇主又拿了一束花來看我，她說：“老賈，出院以后你哪都別去，還是到我們家去療養。”我當時感覺這怎么可以呢，我現在多多少少是個病人，一段時間內肯定無法正常工作，并告訴雇主我已經決定回家去了。但是雇主說：“沒事，咱們可以再請一個小時工，幫你做，你只要盯著就可以了，別人做我還不放心呢！”我知道，她也是在安慰我。后來，我拗不過她，在醫院待了9天之后，直接出院又去了她家。

當時，我覺得在他們家，他們對我這樣好，我只要能動就一定要動的，哪怕嘴動也要動。在出院之前，我給公司的一個阿姨打了電話，讓她來幫忙。我和海燕（我的雇主）說，現在我這種情況是特殊情況，是肯定不能收你費用的。

我做家政的時候，曾經參加的滴滴花劇社，我住院時，他們也曾經專門派人去看我。公司也給我送去了慰問金，雇主也給了我5000塊錢，兒子在醫院整整伺候了我9天。從不同的角度來說，生病的事情一種是痛苦，一種是快樂，我覺得我沒有痛苦，還快樂呢！因為這場疾病，我收獲了太多的溫暖。

有夢想就要堅持，萬一實現了呢

2007年，我在自己47歲的時候來到了北京，一晃這么多年已經過去了。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就直接上了戶。這些年里，我一直從事家政工作。在現在的雇主家，我也已經做了8年。我感覺在這一切都很好，如果不好的話，我恐怕也沒有辦法堅持這么長時間。

上面我曾經提到過，我參加了一個滴滴花劇社，這是一個打工之家的公益機構，創辦于2011年。最早加入它，我只是想在周末休息的時候有個去的地方，一個沒有風也沒有雨的地方，沒有想到卻因此有了很多意外的收獲。在這個劇社中，經過老師們的指導，我參加一次又一次的活動。因為是公益機構，所以劇社一直比較受人關注，我們還因此有了上電視演出的機會。正是通過這個劇社，我接觸到電視媒體的一些東西，我覺得我在這個劇社成長了不少，變得更自信了，表達也更好了，上了舞臺見識也多了起來。而且它對我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幫助，現在我已經開始慢慢學會和雇主主動溝通，甚至能夠幫雇主解決一些小問題，比如母親和女兒有矛盾的時候，我能夠在中間適當調和。

雖然我來阿姨來了算下來已經有8、9年，時間也不短了。但是如果現在讓我說家政應該如何改進，我也不知道該怎么說，因為幾乎沒有去過別的公司。我連去自己公司的時間都沒有，去別的公司就更不可能了。但是我有一個簡單的想法，就是希望公司前臺接待人員在面對回來休息的阿姨時，能夠更熱情一點，保持一定的微笑，能夠給人一種回家的感覺，這樣應該可以更好的抓住員工和外來阿姨的心。

對于家政這個行業，我曾經參加過一個探討家政員法律的會議，就是建議給家政員立法。我覺得這種倡導非常不錯，能夠加強對家政人員的保護。比如說，在家政員拿不到工資的時候，可以有一定的措施維護她們的權益。再比如說，雖然家政出事的情況非常少見，但是真正出了事，也應該能夠明確責任到底是雇主的還是阿姨的，當然，這方面并不是很好界定。所以我覺得如果有可能的話，在這些方面加上一些法律的界定，這樣就可以給這個行業打下一個繼續發展的基礎。

其實，當初決定做家政時我的心里并不舒服。覺得自己事業沒有做成功，將店做倒閉了，還背負了50、60萬左右的債，這在當時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。不過，現在已經無所謂了，一切都好了，現在這些錢不僅已經還完了，我還在老家買了兩套房。有時候，我和老公開玩笑也會說，如果我沒有去北京做家政，這兩套房是買不了的。我們整個家庭能還完這些債，我起到了主力作用。我在家里的地位一直很高，做了家政之后也是，雖然當時來說家政是個保姆行業，很多人會對該行業有一種特殊看法，感覺好像是很卑微，但是對于你的家庭來說，你為家庭的付出最多的，所以你的家庭地位永遠是最高的。

現在回到老家，家里人都會開玩笑說：“呀！北京人回來了。”還會說：“名人啊，都上了中央電視臺了。”其實，上電視臺的人很多，誰也不知道誰，我不過是借這個平臺閃了一下，今天上了電視臺，明天就誰也不認識了。我覺得我不是名人，也不是北京人。因為要想成為北京人，必須得在北京扎根下來，扎根下來第一步就是解決住房的問題，如果能夠在北京擁有一套自己的住房，我就是北京人。只是北京的房價太高了，買房對我來說，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。要是光靠打工想要在北京買房，可能這輩子是無緣了。如果做個生意，換一個方式生活，也許還會有奇跡出現，那就是夢想。

其他的，比如生活的環境以及氛圍，我覺得我全都可以適應，畢竟在北京待了這么長的時間。現在回了老家，反而會有些不適應。比如說生活方面，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坐公交車的時候，遇到比我年齡大的或者小孩子上車了，我就會主動讓座。因為在北京的時候，也常常會遇到給我讓座的人，但是地方上這種行為并不普遍，甚至周圍會有異樣的眼光投給你。連我老公都會打趣我說：“哎呀，北京人嘛。”其實我知道，老公是在和我開玩笑，這是一種開玩笑的贊美。

到現在，我已經57歲了，我這一輩子要說有遺憾，就是沒有把子女培養成大學生，這是我人生沒有辦法彌補的遺憾。到了我這個年齡，按道理也是時候離開了，但是我并不想現在離開北京，離開我所熟悉的生活。我總想著再做點其他的事情。這就是我的心愿，具體能不能做成，那就是看以后了。我覺得，既然有夢想，就應該堅持。